|
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时间:2020-04-23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2018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赋予了伟大民族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如今,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关键时期,越不能自满和懈怠,越要发扬民族伟大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深刻把握、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伟大精神”的内涵,本刊特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分别就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分四期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以飨读者。 从大历史看中华文明创新与发展 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创新精神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周易》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中华文明历来注重自强不息,革故鼎新。正是这种“变则通”的思想与中华民族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相碰撞,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 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充分体现在中国传统社会历朝历代的革新变法之中。翻开中国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历代凡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反对因循守旧,泥古不化,在不断变革创新中寻求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道路。战国时期有商鞅变法;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创新;西汉晁错的变法;汉朝皇帝刘彻独尊儒术的改革;由隋炀帝开创的科举制度;北宋有王安石变法;明代有张居正变法;近代有清朝“戊戌变法”。这些不同时代的革新运动,无论出发点如何,无论成败与否,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变则通”的创新思想。从这些革新运动以及推动革新运动的仁人志士身上,后来人可以触摸到、感知到中华民族不畏艰难,不顾身家性命求革新的创新精神。 中国人的创新精神,更加突出地体现在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之中。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人民在5000年历史长河中,从思想到器物,从制度到文化,从艺术到科技,创造出了灿烂的历史,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在思想上,先后产生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他们提出的“协和万邦,四海一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社会理想愿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兼爱非攻”“和而不同”等社会治理方案,“天人合一”“合同异、离坚白”“齐物论、逍遥游”等思维方式,不仅深刻塑造了数千年的中国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还将继续深刻影响并塑造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在科学技术上,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创造了累累硕果,为世界贡献无数科技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深远,贡献巨大,也使我国长期居于世界强国之列。在改造客观世界方面,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程。在文化艺术上,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书写了《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不仅推动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繁衍发展,而且培育了共同的价值理想和情感精神,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 辉煌灿烂而又独具创造性的中华文明,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变革与发展进步,另一方面又通过欧亚大陆传播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发展。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古代中国在科技交流中经常是以捐赠者的身份,向欧亚大陆传播其科技发明,进而影响世界文明的发展。这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放的思想、活跃的思维,以及惊人的创造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不因创新而兴,也无不因守旧而衰。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民族凭着伟大的创造精神,曾引领世界发展几千年,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世界各国学者普遍认为,直到16世纪,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仍居世界前列。18世纪与19世纪的交叉点,是中国历史坐标系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中华文明由强盛走向衰落的一个历史拐点。落后就会挨打。自1840年之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积贫积弱、任人欺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屡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没有把先进知识应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康乾盛世”历来为人们所赞叹,然而只要将“康乾盛世”放入历史的长河中横向比较一下,就会明白“盛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虚胖”和“幻象”。与康熙一朝同时期的欧洲社会,已进入科学史成就最高的时期之一,产生了培根、牛顿、笛卡儿等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康熙不可谓不好学,他经常同传教士一天三四个小时关在房间,如同师生一样相处,熟悉各类精密仪器,共同钻研各门学科的知识。康熙喜欢数学,尤其是喜欢摆弄各种数学测量工具,如半圆仪、圆规、几何多面体模型。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忆,康熙把业余时间放在学习数学上,一直保持了两年时间。然而,被外国传教士赞誉为“千古一帝”“万古明君”的康熙皇帝,却让科学停留在一己的爱好之上,并没有思考科学背后的方法论、世界观,更没能将西方的科学知识播撒到全国。统治者拒绝与西方工业文明“握手”,拒绝“分享”先进技术和知识,结果便有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此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造性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最终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初步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人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推行社会革新运动,废除旧婚姻制度,取缔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贩毒吸毒等社会痼疾;顺利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胜利过渡,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领导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逐步建立起电子、石油、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初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业。我国教育、科技与医疗卫生事业也取得长足进展,初等教育的普及使得中国的文盲大幅减少,高等教育发展为国家提供了建设人才;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大大提升了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水平;城乡医疗卫生条件大大改善,中国人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了大幅提高,迅速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具有伟大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弘扬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才能建设好中国! 伟大创造精神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 1978年底,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创造性地作出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战略决策。这一时期,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实现了拨乱反正,确定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在总结了改革开放初期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创新性地提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再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宝贵创新成果。它与毛泽东思想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发扬勇于创新的精神而孕育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伟大的创造精神。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谨慎应对。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的历史事实表明,把一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凝固化或照搬别国的社会主义经验的做法,只会窒息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将别国的经验模式化。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同时,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直接写入“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又提出科学发展观,一次又一次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推动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过近70年的建设改革发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城镇化率达到58.5%,中国已经毫无疑义地成为全球性大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居民人均收入以年均超过8.5%的增长速度大踏步前行,这是世界500余年来未曾有过的发展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把创新作为驱动国家发展的战略,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近年来,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国之重器的相继问世,就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最新科技成果。中国创造改变着中国,影响着世界。中国人民创造了复兴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自己的发明创造。正是这条道路,让一个饱受外族欺侮的国家不仅站了起来、发展起来,而且开始了迈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新征程;正是这样的道路,让占世界近1/5人口的社会民众不仅已经实现总体小康,而且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西方社会因其制度性的危机或自怨自艾或迁怒他人的时候,正是这条道路让中国“风景这边独好”。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发明创造。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推动我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大踏步走在世界前列。只要13亿多中国人民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创造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新时期农民的“三大创造”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性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自发实行“村民自治”基层民主模式,推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三大创造,是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最生动、最具代表性的体现。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相当严重,全国有2亿多农民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不仅贫困的农民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生活状况也使得一批“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老干部深受刺激,因为让人民过上富足的日子是他们早年参加革命时就怀有的理想。面对现实,人们不能不从改革中寻求出路。 自从1958年之后,中国农村实行了人民公社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政社合一,即人民公社既是农村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又是基层政权组织。在这种体制下,生产队是基本经济核算单位,农民在生产队内实行共同劳动,统一分配,无论种植什么均由公社规定;而人们的收入,无论劳作是否努力,差别都不大。失去了生产自主性和积极性的农民,形象地把这种体制比喻成“吃大锅饭”。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受灾农民吃饭成了大问题。为了帮助农民渡过难关,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将集体撂荒的土地借给农民耕种,收获归自己所有。这一措施有效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结果不仅战胜了当年的旱灾,而且收获超过正常年景。改革开放初期,受此启发,安徽和全国一些地区的农民自发地尝试一种新办法,就是在坚持土地、农田水利设施等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农户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承包一定数量的土地或生产任务,并根据劳动成果取得收入。这种办法后来被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具体做法各有不同,如“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民的大胆尝试首先得到中共安徽、四川等省委领导的支持,在这些地区得以推广,并迅速取得增产增收的显著效果。 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无论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还是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都充分证明这样一个结论: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和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都是有缺陷的。经济运行不是只有“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也不是只有“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而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的作用,市场和政府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摸索走出了一条市场与政府作用相结合的经济发展道路,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这是一条创新之路,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初步形成。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制机制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这是对传统中国计划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针对长期以来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观念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992年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责编 杜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