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快打开中国的大门！”世界在呼唤，中国在呼唤，形势迫人，上下共识。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王全国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时，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有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建议中央下放若干权力，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

　　邓小平十分赞同这一设想。下午，邓小平特意约见习仲勋和杨尚昆，他们在中南海一条幽静的小路上边走边谈。话题从朱老总烧的川菜谈起，这似乎与开放没有什么关系。邓小平脸带眷念之情说：“朱老总的川菜烧得不错。”“那地方我好些年没有去过……当初那么一块小小的边区，没想到就打出这么大的一片江山！”杨尚昆不无感慨地说道。“不过，那儿至今还很穷，老区应当富起来。”邓小平的声音听起来多了几分沉重。

　　片刻之间，大家都沉默不语。突然，邓小平提高嗓音对习仲勋、杨尚昆说：“你们上午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的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稍稍停顿之后，他的眼睛射出热烈而豪迈的目光：“对，办特区。可以划出一个地方来，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关于兴办特区的倡议，犹如一块巨石击入碧波，迅即引起了积极而强烈的反响。

　　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支持。没过多久，中发〔1979〕50号文件出台了。在广东深圳办特区的事定下来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派，谷牧带领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办特区的具体问题。在谷牧到达广东之前，中央已经把福建纳入到办特区的实验范围，同时决定在珠海也办一个特区。因此，谷牧此行，不仅要对广东省办特区进行指导，还要对福建省办特区的工作进行指导。工作组也分成两路，一路去广东，一路去福建。但广东始终是办特区的重点。谷牧率团到广东后，对办特区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研究了政策问题、引进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给予广东省特殊政策的问题。经过实地考察、研究之后，谷牧会同广东省的有关同志组织了文件起草小组，去福建省的那一路也同时组成了文件起草小组。文件都是以广东和福建两个省的名义起草的，采取的是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形式。6月6日，广东省委正式拟定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不久，福建省委也拟定了《中共福建省委、省革委会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谷牧把两份文件汇齐后，带回北京，正式转交给党中央。中央政治局对这两份文件很重视，开会研究后，很快作出决定，批准这两省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方案。

　　1979年6月中下旬，党中央、国务院就谷牧考察组的汇报和两省的报告进行了讨论，于7月15日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广东、福建的报告，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批准举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出口特区，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特殊方式，并规定“出口特区”是借鉴外国“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模式，以进口原材料制造商品出口为发展方向。

　　实践的发展不断修正着人们的认识，单纯地模仿西方和某些发展中国家搞“出口加工区”，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吻合我国吸收和利用外资，以开放促改革，推动现代化整体进程的最初设想。我国更为需要的不是囿于空间和资源的贫乏不得已而为之的“加工区”，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特区。基于这种认识，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提出把“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正如小平同志后来所讲：对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尤其对兴办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国家兴办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经济特区，马列主义的著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此先例。它是一项重要的创举和试验。因此，一些人对此心存疑虑，多有非议之词。比如“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给特区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建设发展步履维艰。

　　勇敢而睿智的中国共产党人认定了前进的方向，敢做敢闯，奇迹终于出现了。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的艰苦努力下，深圳、珠海这些往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几年间就变成了高楼矗立、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

　　尤其是深圳，这个被西方人称为“伟大的圣婴”的城市，它以神奇的速度创造了一个时代的奇迹，是中国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1979年前的深圳，是广东省最贫穷最落后的边陲小城。然而，至1985年，短短五六年时间，深圳工业企业已发展到907家，总产值达26.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达33亿多元，国民收入26.5亿元，全市人均收入达4100元，人口不再外流，却有1000多人从香港回流定居。一时间，全世界的眼睛盯住了中国，焦点对准了深圳，连一向自负的美国人也感叹：深圳是“一夜崛起之城”。

　　在对内进行改革的同时，中国对外开放步子也越迈越大。1984年，国务院决定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1985年，中央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海南成为经济特区。1990年中央推进形成了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开放带。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引进了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使国内商品市场丰富和繁荣起来，使市场因素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上升，有力冲击了计划经济的藩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扩大，由沿海地区迅速向内陆腹地拓展。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不仅仅局限于引进来，更拓展到了走出去的高度，“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亚投行的设立、G20峰会的召开都表明，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在全球经济衰退，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领军者、推动者，这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改革推动了开放，开放也在倒逼改革。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为使国内经济制度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中央政府部门清理各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使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与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相一致。一些长期难以突破的顽疾在这个过程中被顺利克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得到进一步完善，经济社会迸发出更大活力。

　　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40年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9.5%的增长，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总结成功经验，除了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外，就是不断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

　　当今世界或历史上，并不存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总供给远远小于总需求的特定背景下，十分接近完全市场经济模式。一些所谓典型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与完全市场经济模式存在明显差异，美国、欧洲、日本等至今尚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于市场经济模式，我们不应说哪一个就是必然的好，评价标准应为是否适应一国经济情况、有利于推动经济平稳发展。因此应与时俱进地看待市场经济国家的内涵与标准。实质上，一个“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而市场又发挥决定作用的体系，就是市场经济模式。从市场与政府结合的视角看，主要市场经济模式体现为市场成分相对大小的不同。比如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政府作用略大一些，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市场作用略大一些。从现实角度看，中国正趋于深化市场化改革，而美国则有强化政府作用的倾向，两国市场化程度呈现趋同的新特征。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的政府指导型经济模式和瑞典的福利型市场经济模式也存在其相应的特色。

　　中国经济的成功实践证明：中国是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它的活力、竞争力和生命力就是明证！它的开放和包容已超过一些所谓样板“市场经济国家”，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经济国家”模式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