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爱国没商量！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我的每一粒灰也还会是爱国的

爱国主义精神,指的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她饱含了对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品德。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我的每一粒灰也还会是爱国的。

先生的这句话饱含着对祖国的深情,令我辈肃然起敬。关于爱国,先生还说了些什么?

沧桑阅尽话爱国

季羡林 于1999年

我1946年回到北大任教,至今有53年是在北大度过的。在北大53年间,我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阳光大道,有光风雾月,也有阴霾漫天;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在我这仅有的可贵的一生中,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少不更事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镜悲白发”的耄耋之年,我从未离开过北大。追忆我的一生,“虽九死其犹未悔”,怡悦之感,油然而生。

前几年,北大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探讨的问题是:北大的传统到底是什么?参加者很踊跃,发言也颇热烈。大家的意见不尽一致。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

倘若仔细分析起来,世上有两类截然不同的爱国主义。被压迫、被迫害、被屠杀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而压迫人、迫害人、屠杀人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则是邪恶的“爱国主义”,其实质是“害国主义”。远的例子就不用举了,只举现代的德国的法西斯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者,就足够了。当年他们把“爱国主义”喊得震天价响,这不是“害国主义”又是什么呢?

而中国从历史一直到现在的爱国主义则无疑是正义的爱国主义。我们虽是泱泱大国,实际上从先秦时代起,中国的“边患”就连绵未断。一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毫无“边患”了,可以高枕无忧了。

历史事实是,绝大多数时间,我们是处在被侵略的状态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涌现的伟大的爱国者之多,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及。汉代的苏武,宋代的岳飞和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清代的林则徐,等等,至今仍为全国人民所崇拜,至于戴有“爱国诗人”桂冠的则不计其数。唯物主义者主张存在决定意识,我们祖国几千年的历史这个存在决定了我们的爱国主义。

在古代,几乎在所有国家中,传承文化的责任都落在知识分子的肩上。在欧洲中世纪,传承者多半是身着黑色长袍的神父,传承的地方是在教堂中。在印度古代,文化传承者是婆罗门,他们高居四姓之首。东方一些佛教国家,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穿披黄色袈裟的佛教僧侣,传承地点是在僧庙里。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士”,传承的地方是太学、国子监和官办以及私人创办的书院。在世界各国文化传承者中,中国的“士”有其鲜明的特点。早在先秦,《论语》中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们俨然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安危系于身。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传统一直没变,后来发展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来又继续发展,一直到了现在,始终未变。

不管历代注疏家怎样解释“弘毅”,怎样解释“任重道远”,我个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传承的文化中,其精髓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就是讲骨气、讲气节。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帝王将相的非正义的面前不低头;另一方面,在外敌的斧钺面前不低头,“威武不能屈”。

苏武和文天祥等等一大批优秀人物就是例证。这样一来,这两个特点实又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了,其关键还是爱国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不归。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国。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我们对这种人千万不要“另眼相看”,也不要“刮目相看”。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地改变的。至于没有出国也不想出国的知识分子占绝对的多数。如果说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意,那不是真话。但是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于前,迅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保证。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的话:爱国没商量。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我的每一粒灰也还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摘自《季羡林如是说:我的自述》

来源│国训网-首发山东

主编│张心阔

编审│杜宏伟

统筹│李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