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训网：“杨维骏精神”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6月10日上午,新京报记者从杨维骏夫人王婉琦处证实,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因感染肺炎抢救无效,于6月9日18时03分在昆明离世,享年98岁。

王婉琦告诉新京报记者,不久前杨维骏因感染肺炎住进医院,一直在ICU抢救,因年纪大身体弱,“没几天就不行了”。6月12日,杨维骏的遗体告别仪式将在昆明跑马山公墓举行。

杨维骏的一位朋友告诉新京报记者,杨维骏身体一直不好,两个月前,她曾去医院看望,杨维骏还在为违法征占地而不平,挂念着失地农民。她说,杨维骏的精神有时清楚有时糊涂,“但是讲起反腐还是思路很清晰。”

2010年12月,为了帮助昆明市某区农民解决耕地被毁坏、强征的问题,88岁的杨维骏带着农民代表,坐上政府配给他的黑色奥迪A6专车,驶进省政协大院。随着这起著名的“公车上访”事件引发舆论热议,作为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的杨维骏走到台前。

三五年后,他致力举报的白恩培、仇和等一干在云南任职的官员先后落马。盛名之下,杨维骏创造了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的记录。

公开资料显示,杨维骏192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4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协助劝说卢汉起义;1949年至1959年,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1978年,恢复工作,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此后曾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从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一职卸任;1993年至1998年,任云南省民盟副主任;1998年,离休。

杨维骏和新京报渊源颇深,最初杨维骏走入公众视野就是因为2010年12月“公车上访”事件后新京报的一篇深度报道《云南副省级退休官员开道带村民上访》(刊发于2010年12月21日),此后新京报曾多次采访杨老,刊发《反腐“愚公”杨维骏:反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停》《举报白恩培、仇和的反腐斗士,曾被人威胁“永远闭嘴”》等多篇报道。去年10月下旬,新京报记者曾去昆明拜访过杨维骏,不想竟成永诀。

2010年12月21日,新京报刊发《云南副省级退休官员开道带村民上访》,报道杨维骏“公车上访”事件。

“快一百岁了”

2019年10月21日下午四点半,97岁的杨维骏刚输完液,从昏睡中醒来。几个小时前,杨维骏和老伴吵了一架。

因为半年前摔倒受伤,他每隔一阵就要到医院挂水。这天,因为扎针位置的问题,杨维骏和老伴儿拌了几句嘴。老伴儿王婉琦身体也不好,她提到自己生病,都是因为杨维骏反腐害上的。就这么一句,触到了杨维骏的“底线”。他说,不和“反对我反腐的人”回家。老伴怄气走了。

一觉醒来,杨维骏仍未消气,他梗着脖子,“大是大非问题,我怎么能退让,说我反腐错了?”

身为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也是凭着这股倔强,成了云南官场的“异类”,继而为大众所知。

2010年,他用政府专配的黑色奥迪A6专车开道,带着失地农民到省政协大院上访,以“公车上访”事件跃入公众视野。4年后,他坚持举报了十余年的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让他二度迎来晚年的高光时刻。一时间,媒体、访民络绎不绝。

尽管行走困难,右眼几近失明,口齿也不再伶俐,杨维骏没有就此停歇。收集材料、写举报信、更新博客,他的长矛始终对向不公和贪腐。用友人的话来说,他还是那个不知疲倦的“堂吉柯德”。

见杨维骏并不容易。他居住的金牛小区2区,坐落于昆明市中心,一溜的橙白色独栋别墅,住的几乎都是副省级以上高官。这里门禁森严,事先预约,到达小区门口后,须由主人通知保安放行,来人才可进入。

新京报记者拜访的当天下午,杨维骏的夫人王婉琦出门未归,保姆初来乍到,上楼收衣服把自己锁在了阳台上。看记者等在门外,没法,杨维骏支起拐杖,一点点挪动双脚往大门移动。“哒哒哒,哒哒哒”,脚步声越来越近,透过门缝,瞥见那具消瘦的身躯,穿一件红色棉质格子外套,深灰色睡裤起满了白色小球。

近两年,随着身体每况愈下,杨维骏和老伴住的这栋三层别墅,明显冷清了许多。

杨维骏微弓着背,坐在客厅的米色皮质沙发里,衰老正以不可逆转的态势向老人的每一处肌体蔓延。

头发灰白,老人斑遍布两鬓,颧骨因消瘦而高耸,难以连贯地说一整句话。杨维骏爱喝凉水,每嘬完一口,都颤颤巍巍地捡起杯盖,因右眼视力受损,杯盖在杯沿上摩擦许久才能合拢。“我快一百岁了。”他对记者说。

记者来访前,杨维骏正在等着他的“助手”冯清(化名)。冯清在某国企就职,七八年前杨维骏替失地农民维权时两人结识。他们原本约了这天下午要继续撰写举报某落马高官的材料,冯清有事来不了,和王婉琦说了,但王忘了向杨维骏转达,杨维骏又记不得冯清的电话,只好这么干坐着。

冯清回忆,五六年前,杨维骏腿脚还灵便,常常下到云南各个州县了解民情,虽已年过九旬,依旧坚持每天游泳一小时。就在两年以前,杨维骏每隔一周都要到小区1号门左侧的打印店,请店员打印材料,再帮忙发在博客上,一坐就是一整天。

但这两年,衰老不容许他再做这样耗损精力的事了。

早上6点醒来,杨维骏必须在保姆的照料下穿衣、洗漱、下楼。吃了早点,他会在屋子里转转,活动下筋骨,有客人来,他就坐着与人谈话。中饭后睡了午觉,他再走动一下,继续会客。傍晚,要是天气好,他就让保姆推着自己出门,到家对面的鱼塘散散步,为了锻炼身体,杨维骏有时让保姆坐在轮椅上,他来推。等天色暗下来,他再回家,和老伴开了电视,一人占据一个沙发,看新闻联播、电视剧,到11点半才熄灯上楼。

这样的作息看似规律,王婉琦其实暗地里捏着一把汗。

由于脑供血不足,要是没人与他说话,杨维骏常常坐着坐着就昏睡过去。“也许闭上眼睛就醒不过来了。”王婉琦压低声音,皱着眉头。谈话间,杨维骏眼皮耷拉下来,微张着嘴,沉默被呼噜声取代。

退休高官反腐

2010年12月,杨维骏家的三层小楼突然涌进了许多记者。此前不久,刚刚发生了让杨维骏闻名的“公车上访”事件。

当年12月17日,已经88岁高龄的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给他的黑色奥迪A6轿车,领着两辆破旧的面包车,驶进了云南省政协的大院。他带着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的12个失地农民,准备向政协信访处上访,但领导办公室人去楼空,只好空手而归。

杨维骏事先得知,由于时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强推“全域城镇化”,福海社区三千多村民世代耕种的1800亩良田被政府强占,房屋遭强拆,不少无家可归的老人租房受阻,只能住到猪圈,一个92岁的老妪不堪煎熬跳鱼塘自杀。此事始终没有得到处理结果。

杨维骏带着村民上访的消息在政协大院传开后,第二天,政协老干处的处长就跑到他家质问,不想被杨维骏反将一军:“难道公车只能用来游山玩水,不能用来为民请命?”这一幕被一旁的记者记录下来后,杨维骏一下成了网友心目中“最可爱的官员”。

早在这起事件之前,杨维骏就是云南官场上出了名的“刺头儿”。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的举报。

2001年,白恩培从青海调至云南任省委书记时,杨维骏已经从云南民盟离休三年。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纪,但白恩培上台后力主的“一湖四片”造城运动,挑起了杨维骏紧张的神经。2014年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杨维骏回忆,当时中央提倡“又好又快发展”,白恩培却主张“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

杨维骏屡次劝谏未果,还因为“党外人士”的身份,被剔除出了每年两次的省老干部座谈会的名单。

2013年,白恩培早已离开云南,调任全国人大,但杨维骏并没有停止反映白的问题。那年夏天,借到北京治疗眼疾的机会,杨维骏直接把举报包括昆明福海案、贱卖矿案及省银监局和省政法委共设陷阱的“金座”诈骗案在内的云南“六大要案”的材料,递给了中纪委。在贱卖矿产的问题上,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白恩培。

2016年10月9日,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白恩培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白恩培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伴随举报而来的,是威胁。

杨维骏曾向中纪委举报过原云南省纪委的一位领导。后来一个“好心人”写信给他,说这位领导公开放话,要让他“永远闭嘴”。

杨维骏有游泳的习惯。几年前,某个驾驶员传出话来,说有人准备在他去泳池的途中制造车祸。

王婉琦说,有天凌晨四点,有不明人士爬上阳台撬锁,“咔嚓咔嚓”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第二天她向公安报了案,从此,物管在她家斜对面增设了个岗亭,保安从每晚8点值守到早上6点。

但杨维骏似乎对这些都不以为意,“我想到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大官,他违反党纪国法,我就是站在维护党纪国法这边。”

2019年10月,在昆明家中的杨维骏。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

在家仇国恨里长大

杨维骏多次对人说,自己是在家仇国恨里长大的。

他的祖父母都是昆明城里的贫民,靠帮人挑水和缝制帽子度日。杨维骏的父亲杨蓁自幼学习刻苦,后考入云南讲武堂,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高级参谋。杨维骏三岁时,父亲杨蓁死于军阀范石生之手。

尽管父亲早逝,但杨维骏从小就从母亲那儿听说父亲的许多事迹。父亲爱兵如子,爱民如子,不准长官打骂部下,发动士兵种蔬菜种稻谷,成立士兵食堂,任滇中卫戍司令时,曾连夜率兵从土匪手中救回被掳掠的村民。

“从小我母亲就讲给我们,我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从小就爱国爱民,同情贫穷的老百姓。”杨维骏的会客室正中,至今还悬挂着父亲赞颂辛亥革命的碑文拓片。

父亲死后,为了躲避军阀的迫害,杨维骏和家人去了上海。在十里洋场,杨维骏既目睹了列强的趾高气扬,也见证了保家卫国的新思潮。

随着时局恶化,日军占领上海,包围租界,1937年,杨维骏举家迁回云南。在云南大学政治系就读期间,他和同学建立学生自治会,加入新成立的民主青年同盟,毕业后又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1949年,成功策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后,杨维骏仕途坦荡。1951年1月,云南省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结束后,不到30岁的杨维骏被委任为云南省政治协商委员会专职副秘书长。

几年后,经人介绍,杨维骏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1958年,杨维骏和王婉琦成婚。也是在这一年,因不愿揭发被打成右派的费孝通,杨维骏也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如今,杨维骏再回想,却把那些苦日子咂摸出滋味来了。他被分去放牛,牛安静吃草时,他就拿出马恩文选,这一读,让他一下“看到了光明”:“我觉得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不可能有什么力量阻止人类前进,受挫折是暂时的,不可能永远。”

青年杨维骏

被打成右派的二十年,也是杨维骏的一双儿女长大成人的二十年。

儿女进幼儿园,因为杨维骏是右派,王婉琦从不敢报丈夫的名字,只说自己是省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生,省红会院名气大,老师们不会歧视。女儿初中毕业后,面临着下乡当知青,但“右派的女儿到那儿是很受气的”,在亲戚的建议下,夫妇俩只好把女儿送到文艺学校学舞蹈。

即便杨维骏后来彻底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恢复了在云南省政协的职务,儿女也并未因为父亲的身份沾过什么光。

儿女各自奔着前程远去后,那幢三层小楼,就只剩杨维骏和王婉琦“相依为命”了。他坦言,自己从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对老伴的关心,只体现在行动上。

2014年夏天,王婉琦因心慌,到一家医院吸氧,不想误吸了二氧化碳。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杨维骏和王婉琦怀疑这是腐败分子的报复。因为担心老伴再受伤害,杨维骏陪着王婉琦住了整整一年院。

王婉琦是个闲不住的人。昆明的同学、朋友多,她每个礼拜都要爬山,80岁的年纪,还能一口气从家骑车到翠湖,打拳、跳舞。但近几年,她感到身体大不如前,最多只能走上100米,出门买菜都要保姆推着。

面对这个比她还要衰老的丈夫,王婉琦不时感到照顾的疲累。她说,自己不是贪图享受的人,丈夫人品好,一生为国为民,在这方面她敬重他,但“负担太重了”。

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反腐不付出代价,怎么反腐?”杨维骏说,赞赏他的人很多,却还“没看到有哪一个效仿我”。他不强求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只是他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紧迫了。

“我快一百岁了。”杨维骏又把这句话提起。他的老朋友们大多故去,剩下的,要么看不见、听不见,又或者是因误会断了联系。他说,正是“跟腐败分子生死搏斗的时候”,“想他们没有意义了”。

虽然从未动摇过反腐,但相比从前,话语间,杨维骏似乎多出了不少困惑。

他说,2014年白恩培落马后,自己的举报再没有过什么大的成绩。说到失地农民因上访被非法拘留,杨维骏本就严肃的语气又立马急促起来:“农民就是靠土地生存,你把农民的土地抢掉,农民还活吗?不能轻描淡写,说限制人身自由。”

冯清解释,在老人家看来,云南的贪腐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等公共资源被强占后的权钱交易问题,“所以老人家想解决的最终还是归到土地问题,而不仅仅说把一个人抓掉处理就完了。”

有时聊完了正事,杨维骏也会和冯清拉些家常,说自己到了这个年纪,放心不下的事有两件,一是云南的贪腐和土地问题,二是反腐文集的出版,“如果能有一个结果的话,他也能瞑目了”。

直到现在,杨维骏依然托人打理博客,转发访民们的举报信,只不过,已经没法事必躬亲了。不久前,有个外省农民打电话到家里来,哭诉自己的房子被强拆了,没地方住,王婉琦只能在电话里婉言推却,说丈夫年纪大了,又是在外省,力所不及。

早几年,杨维骏身体还算硬朗,常常接待云南各地来的访民。登记得多了,物业的人觉得不耐烦,王婉琦就会出面说是自家的熟人。

农民朴实,有时拎来些自家种的豌豆尖,杨维骏夫妇不肯收,他们便会趁老人不注意撂在门口就跑。

还有农民打电话来感谢。“太谢谢你们了,我们反映的问题解决了。”这种时候,王婉琦倍觉欣慰,“起码我也对他们尽了一点力,帮了点忙。”

10月21日,老夫妻发生口角那天,保姆透露,王婉琦曾悄悄打来电话:“能劝就把他劝回去,不回去就让他吃点苦。”

杨维骏果真坚持“原则”,没回家。第二天一早,放心不下的王婉琦,又跑去了医院。

“您觉得杨老是个什么样的丈夫和父亲?”

“正直。”问了两次,这是王婉琦唯一的答案。

(应受访者要求,冯清为化名)

(参考资料:《杨维骏自传》、《杨维骏争鸣文集》) 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编辑 王婧祎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