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万历帝师——于慎行

　　平阴县东阿镇，原本是老东阿县城之所在，明代后期，这里曾出过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就是“一代帝王师”于慎行。

　　3月22日，平阴县博物馆，“帝王之师于慎行文化大展”正在这里举行。有关于慎行的生平、著作、碑刻等等文物荟萃一堂，带我们到历史深处“寻找于慎行”。

　　“一代帝王师”的人生轨迹

　　于慎行(1545—1608)，字无垢，一字可远，号谷山，又号谷峰，世称于阁老，东阿县县城(今平阴县东阿镇)人，官至东阁大学士。

　　于慎行的故事，要从当时东阿县苫山村(今属聊城东阿县)的一户显赫之家说起。这一家父子三人同为进士(刘约、刘田、刘隅)，其中刘隅罢归故里之后在家闲居三十多年，他看好了东流泉的水光山色，在此建立自己的隐居之所“东流精舍”，并将原来废弃的“弘福寺”改为“东流书院”并在此教书。刘隅的哥哥刘田英年早逝，刘隅收养了侄女，教其读书。而在学生们中间，刘隅还发现了一个神童，名叫于玭。刘隅觉得自己的天才学生于玭和贤淑的侄女是一份良缘，就将侄女许配给了于玭。两人婚后生了五个儿子，其中第四个儿子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于慎行。

　　于慎行幼年跟随父亲于玭辗转陕西为官，母亲刘淑人能诗文善训导，使于慎行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据说于慎行八岁时，看邻家造新房，有老人出一句“磨砖砌地”，于慎行即刻对以“炼石补天”，人赞其曰“出口即有宰辅气象”。也是在八岁那一年，于慎行随父回到家乡东阿，入私塾，跟随当过知县的本县人周南先生学习。十三岁时，于慎行“居刘氏(外祖父家)之北楼，毕经史及诸代文集”，学问大进。十五岁，于慎行遇见了一生中的贵人——当时的山东布政使朱衡。朱衡闻慎行之名，招之赴济南，安排慎行与他的儿子朱维京共同学习，老师都是饱学鸿儒。十七岁，于慎行中得举人，结束在济南的学习回到家里。二十四岁，也就是隆庆二年(1568年)，于慎行得中二甲第六十一名进士。

　　二十六岁，于慎行成为翰林院编修，预修《世宗实录》，由此开始了他一生引以为豪的史官生涯，此后又参与预修《穆宗实录》，并于三十二岁任《大明会典》纂修官。也是在这一年，于慎行开始担任“日讲官”，正式成为万历皇帝的老师。此时，年轻的万历皇帝还算得上勤政励学。于慎行讲的课给年轻的万历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载于慎行“主讲唐史，每至成败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论说，上辄为竦听”。皇帝称赞他：“于先生朗朗超著，一字朕所会心，此岂咄嗟偶合者。”就这样，于慎行给皇帝值讲前后十四年，由此赢得了“一代帝王师”的美誉。

　　于慎行一生曾三次归隐家乡，除了第一次是病休，其他两次都体现了他正直耿介的性格。一次缘起于内阁首辅张居正，万历五年十月，张居正之父卒于江陵，居正欲夺情(不回乡奔丧、守制)，慎行引纲常伦理及先贤故事草疏切谏，得罪了张居正;另一次则是直接得罪了皇帝，万历十八年，在贯穿万历朝的最大争论点——立太子的问题上，于慎行态度鲜明，请求尽快行立太子之礼。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朝廷推内阁大臣七人，首为慎行，而且皇帝钦点于慎行“再辞不允”，于慎行只好带病赴京，可惜赴任十几天后就因病去世，死前一日长叹：“吾终不能报国矣。”

于慎行摩崖榜书“削成四方，壁立万仞”拓片制作现场。

照片由平阴县博物馆原馆长翟建平提供

    新发现的珍贵碑刻

　　“帝王之师于慎行文化大展”的策展人，是平阴县博物馆原馆长翟建平。从去年7月开始，翟建平就开始长达数月的“寻找于慎行”之旅，寻找的结果十分丰硕：不仅征集到了一些重要的文献资料，还发现了散落的珍贵碑刻等珍贵文物。

　　翟建平说，寻找于慎行的足迹，主要有四个地点：一是位于如今平阴洪范池镇的书院村，村里还有东流书院的部分老屋，正是在这里，于慎行的父亲于玭被刘隅看中。二是位于现在聊城东阿县的苫山村，这是于慎行的外祖父家，他曾在外祖父家的北楼勤奋读书。三是位于如今平阴县东阿镇的于慎行老家，于慎行当年在家隐居时，当时的官员为了他出行方便，专门为他在城墙的东南角修了一个门。如今，这个东南门的遗址还在，而且于慎行故居的大门和地基也还在，于氏祠堂虽然已经没有了，但于氏家谱碑还在。四是位于如今洪范池镇的于林，也就是于慎行的墓地。

　　于林规模宏大，建筑雄伟，最南是高大的林门石牌坊，稍后便是阔大的卷棚顶大门。入林内是宽阔的墓道，原来的墓道两侧从南向北依次是形体高大的华表、十二通碑、石虎、石羊、石马、石俑等，华表后东西两侧分别有六通龟驼碑，再向北分别是享堂和于慎行墓。1966年，红卫兵打开了于慎行的墓葬，除了棺和尸骨，只有几个陶俑随葬，穿戴的服饰瞬间化为灰烬，而那些精美的石雕、石刻，或被拉倒，或被砸毁，大部分都被用于修建“文革桥”。当时的有心人在于慎行墓志、于慎行夫妇墓志的背面书写了毛主席语录，才将其保护了下来。

　　而在这次寻访中，翟建平还在于林附近洪范池供销社仓库发现了于慎行父亲于玭的墓志，“其中的墓志盖埋在石灰中，虽然能看清字，但却不敢弄拓片，怕损坏。墓志铭则保存较好。此外，我们还发现了由邢侗书写的于慎行的墓碑残件，填补了邢侗手书碑刻的空白，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故居、纪念馆，期待重建

　　平阴县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也是平阴县的国宝——《于慎行东阁衣冠年谱画册》(以下简称《画谱》)，这是于慎行60寿辰，由会稽金生所绘，“生平履历，自幼至老，种种状貌衣冠及所遇之境，共成三十六幅，汇为一册。”于慎行亲笔为画册写了序文，又为每幅画写了文字说明。400多年来，几经辗转，《画谱》虽有流失但体系完整，现存金生画页二十二张，于慎行手书文字说明五张。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寻找于慎行”的过程中，对《画谱》也有重要收获，翟建平说，“兰州大学王传明教授1988年在于慎行老家调查时拍到了《画谱》的其中五张照片，这一次王教授把照片提供给了我们，另外我们这次还在于慎行老家一个人手里得到了另一张《画谱》照片，虽然只是照片，但它们所记录的六张图，对研究《画谱》还是很有价值的。此外这次我们还在于氏后人家里找到了供奉于慎行的牌位和用来存放牌位的神主楼子。”

　　翟建平说，作为一代帝王师，于慎行的人生和足迹都值得我们继续研究。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帝王之师于慎行文化大展”的举行，于慎行故居将得以重修，于慎行纪念馆也有望建立。

                                                                           （责任编辑 杜宏伟）

【于氏先贤】于慎行学术成就述评

　　一、于慎行的生平和为官生涯

　　于慎行，字可远，又字无可，更字无垢，号谷山（一作谷峰），世称于阁老，山东省平阴县东阿镇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卒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谥"文定"。据《明史·于慎行传》记载，于慎行自幼聪慧好学，17岁就考中举人。明穆宗隆庆二年（1586），二十三岁的于慎行考中进士，因殿试成绩优秀，且擅长文学，改庶吉士，经过三年的学习，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撰《肃皇帝实录》，第二年又被召修《穆皇帝实录》，开始了仕途生涯。

　　万历二年（1574），《穆宗实录》修成，于慎行"以劳赐金币，进翰林院修撰，编撰六朝曹章奏。"（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不久，被破格提升为日讲官，为皇帝讲解《四书》、《资治通鉴》等经史，"公在史馆……以读书为事，每进讲唐史，至成败得失之际，反复论说，上为悚听"（《列朝诗集小传》），颇受礼遇。"万历五年八月……钦天监择本月甲戌进《世宗肃皇帝实录》……赐《实录》监修等官宴赏如例……升编修左春坊左谕德陈经邦、右春坊右谕德何雒文、司经局洗马许国、翰林院侍读张位、侍讲于慎行……各升俸一级。"（《明神宗实录》卷六十五）而当时仅在京的文官就有两千多人，按明制，修撰一职一般只授予殿试一甲第一名，于慎行作为一名年轻的史官能够接连参与修撰两任皇帝的实录，足见其才识之高。

　　于慎行熟悉历代的典章制度，对于明朝的礼制典章更是多亲自参与修订。"慎行明习典制，诸大礼多所裁定。"（《明史·于慎行传》）《明会典》是记载明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取材于当时的制度和有关典制的各种书籍，内容丰富，多《明史》未载或所载未祥。《明会典》成书于弘治年间，万历四年（1576）续修,"《会典》重修，公为纂修官。"（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万历十五年（1587），《会典》成书，共二百八十卷,"戊寅，大典告成……礼部右侍郎张位、于慎行、徐显卿、南京国子监祭酒赵用贤，各升俸一级。"（《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三）于慎行所参与编纂的《明会典》，对明朝的礼制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后人研究明朝典章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于慎行的一生，除去赋闲在家的时间，一直在中央做官，前期看似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其实不然，其仕途可谓坎坷不平，曾先后三次罢官，虽然每次罢官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这与于慎行的性格特征和颇好黄老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次罢官是在万历六年（1578），源起于当时的首辅张居正"夺情"留职事件。万历皇帝年幼，首辅张居正掌握实权，在全国施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病逝，按明朝官员丁忧制度，须解职在家守制三年。由于担心改革半途而废，更担心一旦远离权力中心有人借机谋害自己，张居正不想在家服丧守制，便向门生故吏暗示向朝廷为其提出"夺情"，获准后，举朝哗然，这种"忤逆行为"立即引起御史刘台、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等人的强烈反对。于慎行能够平步青云，与张居正的器重和提携有很大关系，面对"夺情"事件，于慎行没有"知恩图报"，而是同其他官员站在了一起，共同反对张居正。御史刘台首先起来弹劾张居正，被逮捕入狱，众人避之唯恐不及，于慎行却不顾同僚劝阻，前往牢房探望。吴中行因上疏反对"夺情"要遭廷杖，于慎行随同张一桂、赵志皋、田一俊等人上疏救吴。张居正知道后当面质问于慎行："子吾所厚，亦为此耶？"于慎行从容对曰："正以公见厚故耳。"（《明史·于慎行传》）张居正听后非常恼怒，随后于慎行以有病为由提出辞职，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于慎行辞官以后，在家赋闲了五年。这次丢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刚正不阿，不趋炎附势，对于权要，也不巴结，而是恪尽职守，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更是不顾名利和安危。对于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人他总是以德报怨，从不落井下石。万历十年（1582），一代权相张居正逝世，于慎行得以官复原职。由于张居正生前排除异己，树敌甚多，他死后，上疏弹劾者甚多。万历皇帝命曾受过张居正排挤的刑部侍郎丘橓查抄张居正的老家。于慎行此时本可袖手旁观，但恩怨分明的性格促使他写信给丘橓为张居正"说情"，信中说："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他认为这两种现象均不正常。于慎行认为，张居正"平生显为名高，而阳为厚实"，他以"宣世之功自豪，以传世之业期子，即有所入，亦为有限。"（民国《续修东阿县志》卷十三）同时于慎行还嘱托丘橓对张居正的八十老母及其幼子给予照顾，"言居正母老，诸子覆朝之下，颠沛可伤，宜推明主帷盖恩，全大臣簪履之谊。"（《明史·于慎行传》）于慎行不计前嫌、勇于说实话、主持公道的精神受到了世人的称赞。

　　万历十四年（1586），于慎行已升为礼部右侍郎，后迁左侍郎，三年后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负责辅导太子，很快又晋升礼部尚书，一跃成为社稷重臣。礼部尚书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全国的礼仪、贡举、祭祀、宴飨等工作。在此期间，于慎行作《太庙祧迁考》，以纠正皇家世系中的一些错误和混乱，文章"引晋、唐、宋故事为据，其言辨而覈。"虽没有得到万历皇帝的重视，"事虽不行，识者服其知礼。"（《明史·于慎行传》）

　　第二次罢官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源起于"争国本"。在此之前，官场的倾轧已经导致于慎行身心疲惫，他曾经三次因病上疏乞休，但皆未获批准。古代立储实行嫡长子制，万历皇帝宠爱郑妃想把次子（郑妃之子）立为太子，但因排在郑妃之前的王妃之子，为神宗的长子，废长立幼，自然遭到众大臣的一致反对，于是他决定推迟立太子，以此向朝臣对抗。当时的首辅申时行、前任礼部尚书沈鲤等大臣屡次上疏劝皇帝早立东宫，万历皆置之不理。万历十八年太子仍未册立，礼部尚书于慎行开始上疏请求"早建东宫，出阁讲学"（清道光《东阿县志》卷十六），为安抚众大臣，万历皇帝特地在毓德宫放出风说，皇长子年幼，想等他长到十五岁再说，这无异于告诉众大臣，皇帝已经不耐烦了，以申时行为首的一些大臣心领神会，不再上书强谏。于慎行没有因此而退缩，这年冬天，他上第二疏请立太子，惹恼了万历，受到皇帝的诘责。于慎行毫不畏惧，次日上疏，依然请早立太子，并说："册立臣部职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速决大计，放归田里。"（同上）这无异于以辞职来要挟皇帝，但万历皇帝并没有批准，而是希望此事不了了之。此后，于慎行接连上疏极谏，累十余疏，终于触怒了皇帝，"责以要君疑上，淆乱国本，及僚属皆夺俸"（《明史·于慎行传》），不仅于慎行受罚，礼部的其他官员也受了连累。此时，万历皇帝仍没有罢于慎行的官，而是希望给老师留些颜面。恰在此时，山东乡试泄题事发，"山东乡试，预传典试者名，已而果然"（《明史·于慎行传》）显然是礼部有人泄密，事发后，万历皇帝大怒，再次给予礼部官员停发俸金的惩罚。作为礼部的尚书，于慎行决定引咎辞职，皇帝依然不准，此后他又以身体有病乞休，被皇帝再次拒绝。于慎行在先后三次上疏后，终获皇帝批准，并赐白银三十两，纻丝布两匹，就这样，于慎行在为官九年后，再次回到了他的家乡--平阴谷城。

　　这是于慎行第二次丢官，应该说万历皇帝对其老师于慎行还是宠信的，但于慎行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不顾个人名利得失，不惜触怒皇帝，宁肯丢官罢职也不服输。其实这正是于慎行的可贵之处，万历皇帝曾亲赐"责难陈善"四个大字，更是对其品格的充分肯定，于慎行还在充日讲官时，"尝讲罢，帝出御府图画，令讲官分题。慎行不善书，诗成，属人书，具以实对。帝悦，尝大书’责难陈善’四字赐之，词林传为盛事。"（《明史·于慎行传》）于慎行曾经悟出："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穷为第一义。"固穷，意思是信守道义，安于贫贱穷困。作为当官的人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如果整天惦记着发财，那么"百事可做"中的事，一定是坏事，见不得人的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于慎行认为"人臣之望有三："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谷山笔尘》卷五），他一生洁身自好、不慕权贵、刚正不阿，这在明朝末年贪污成风、世风日下的环境中实在难能可贵，可以说人臣之"三望"，于慎行都做到了。在为人处世方面，于慎行说："士大夫能绝’四语’，可与论道矣。一曰耳语，一曰目语，一曰手语，一曰足语。嗫而谈者，私也；睇笑而谈者，险也；握手而道者，伪也；蹑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满堂，言室满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谷山笔尘》卷十六)，所有这些都充分展现出于慎行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这也是导致于慎行数次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远离了喧嚣的朝廷，离开了权力中心，回到了阔别很久的家乡；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可以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更重要的是可以静下心来从事写作，这在于慎行看来比什么都重要。多年的宦海生涯，于慎行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但他关心国家兴衰安危的心情却比以前更迫切了，大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于慎行是一名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对于时局和国家的前途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是当时的万历皇帝"非改过之君"（历史证明于慎行是正确的），自己"欲言不语，欲默不能，不得已而著书于庐。"（民国《续修东阿县志》卷十四）他的抱负和才能得不到施展，于是诉诸笔端，成为他排泄压抑心情的最好办法，以期把自己总结的治国良策和历史经验传诸后人。此后于慎行在家乡一待就是十七年，期间还经历过一次短暂起复：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万历皇帝立王皇后（即前面的王妃）所生之子常洛(后为光宗)为太子。万历三十三年（1605），于慎行经不住皇帝的累邀和大臣的举荐，再次出山，入京掌詹事府，但他早以厌倦官场，再加上詹事府是个冷衙门，没有多少实际工作可做，很快于慎行就以身体有病为由提出辞职，皇帝挽留不下，只好允许他离职。就这样于慎行的第三次为官匆匆结束。

　　在家赋闲的日子里，于慎行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吾师文定于先生，山居谢客，左图右史，翻阅恒至丙夜不休。当其欣合，几忘寝饭墙篱……"（郭应宠《读事漫录》序）这期间于慎行完成了《读史漫录》、《谷山笔尘》等著作，主编了《兖州府志》、《东阿县志》，重新搜集整理了自己的文章，并有《谷城山馆文集》、《谷城山馆诗集》问世。可以说于慎行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都产生在这段时间，如果没有这段赋闲在家，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作品的产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慎行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多年的宦海奔波，再加上废寝写作，于慎行的健康每况愈下，可是人们没有忘了他，"至丁岁末（1607）廷推阁臣七人，公为首。乃被命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辅政。"（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于慎行上疏推辞，万历皇帝不允，只好带病勉强赴京。到京后，"大学士于慎行以力疾赴召，朝见不能成礼，请暂假调理，从之。"（《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三十三）于慎行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不能忘怀的是他深爱的国家和他"不成器"的学生万历皇帝，遂向皇帝草呈遗疏，希望皇帝能够"亲大臣，录遗逸，补言官"（民国《续修东阿县志》卷十三）在回到京城十三天后，"壬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于慎行卒"（《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三十三），终年63岁，万历皇帝追赠于慎行太子太保，谥号"文定"。不久，于慎行的灵柩运抵家乡--谷城，安葬在天柱峰下、洪范池北，西临狼溪河。对于于慎行的逝世，皇帝朱翊钧非常悲痛，为示不忘老师教诲，愿老师芳名如松柏常青，亲命人将62棵松树带老土送往老师墓地：植于墓前神道两旁，以狼溪河水浇之。因其树皮发白，后人就给此树起了个名子，叫它白皮松。400多年过去了，于慎行的坟墓已不在，但尚有44株白皮松守卫在那里，正如于慎行的精神和他对历史的贡献那样，依然恩泽着家乡的后人。

　　纵观于慎行的一生，隆庆二年中进士，一直到万历三十三年逝世于北京，共三十九年，他把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为官从政上，但他的仕途并不平稳，而是充满了坎坷，一生三起三落，其中还有二十二年赋闲在家，最长一次长达十七年，这不能不说是朝廷和于慎行个人的悲哀。值得注意的是，于慎行的数次罢官除了外部原因，其个人内部原因也起了很大作用。首先，于慎行的品格刚正不阿、不阿权贵，"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谷山笔尘》卷五）是其终身所追求的目标。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更是宁可停俸丢官，也不向任何势力屈服，更不愿为了飞黄腾达而同腐败官僚同流合污。刚而不柔，成为于慎行丢官去职的重要原因，这在于慎行历次罢官中都有所体现。当然，这也是于慎行精神品质中非常珍贵的部分。其次，于慎行一生颇好《老子》之学，崇尚黄老，而罪恶名法之学。黄老之学尚"清净无为"、"以退为进，而无敌于天下"；于慎行面对朝廷的腐败和皇帝的昏庸，不能有所作为，"远权韬晦"成为其为人处世之本；其生平难进易退，知足知止便是最好的体现，在于慎行看来，进与退都无所谓。进，决不凭藉攀附夤缘；退亦是真正引退，"不似终南路，依栖慕世间"（《谷城山馆诗集·铜城望见云翠诸山》）。宜进则进，宜退则退，毫不苟且。这种思想理念在于慎行的作品中有着很好的表现，这也是于慎行数次丢官的一个重要内部原因。于慎行生活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其骨子里深受儒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影响，士大夫的责任感促使他关心国家兴衰，以挽救朝廷和振兴国家为己任。面对朝廷的腐败和皇帝的昏庸，这已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事情，正是在这种矛盾心理下，于慎行三次丢官，又三次起复；在他的作品中贯穿着对历史的深刻见解，特别是其史论多围绕朝代的治乱存亡而发，也是基于以上的原因。

　　二、于慎行的作品和学术成就评述

　　于慎行官至礼部尚书，最终位列辅臣之首，是明朝中期以后著名的政治家，但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学术著作，《明史》记载他"文学为一时之冠"、"学有原委，贯穿百家"，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其著作"春容弘丽，一时推大手笔"，在评价他时，首先应该肯定他是一个学者。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于慎行应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有一定地位。于慎行一生主要在中央做官，前期从事翰林院修撰、编修、侍讲学士，后期在礼部任职，从事的主要是礼仪典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工作，日常接触最多的是礼仪典章，平时所思所想，也皆为经史典籍。因此于慎行的著作多发于历史事件。

　　于慎行的家乡--平阴东阿，位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齐鲁之邦，特别是和至圣先师孔子的老家--曲阜相距很近。于慎行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于玭曾作过知州，因此有条件深入学习儒家文化，并且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很多知名学者和官员，这对于他学问和见识的增长是大有裨益的。《先慈言行录》，是有史记载的于慎行最早的作品。于慎行十一岁时，生母刘氏去世，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莫大的打击，悲痛之余，于慎行私著《先慈言行录》，以此怀念母亲，被识者称为"童史"（民国《续修东阿县志》卷十四），可惜的是此文今已轶失，后人无法看到了。

　　于慎行具有卓越的史学才能和天赋，前期参与编修《肃皇帝实录》、《明穆宗实录》及续修《明会典》时已得到充分的体现，长期的史学积淀，加之当时岌岌可危的国家形势，促使于慎行对历史产生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十七年的赋闲在家，给了他一个把自己的观点诉诸笔端的机会，不能不说此为史学界一大幸事。《读史漫录》、《谷山笔尘》先后在此期间撰成，成为于慎行有关史学评论的代表作。

　　《读史漫录》是一部历史评论著作。于慎行辞官回归故里后，精神非常苦闷，加之身体不好，于是闭门专心著书。其门人郭应宠在《读史漫录》序言中描述了该书的成书经过："当其欣合，几忘寝饭墙篱，载笔积有岁月，题曰《读史漫录》，秘不示人"唯其门人郭应宠得以诵读。于慎行去世后，郭应宠为之"厘次订讹，分汇为十四卷"（《读史漫录》序）。《读史漫录》是以杂文形式写成的读史笔记，共十四卷，其所评论历代人物、史实主要以《史记》、《资治通鉴》等书为依据，间或采自它书。该书采用编年形式，按朝代分章节，其论述上起伏羲，下至辽、金、元止。清代四库馆阁臣评价此书"此论无甚乖桀，亦无所阐发。"（《四库全书总目》）对此，史学界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瞿东林教授曾撰《读〈读史漫录〉琐记》，指出于慎行所书以"当天下大事"为目标，其文章多围绕历代史实、兴衰成败而发，而对于事件的辨误与考证则点到为止。笔者认为后者对《读史漫录》的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读史漫录》首刊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万历四十一年（1613）再刊。在前两版中，于慎行的继任者，首辅叶向高为其题辞曰："其论世超，其持衡审，殚元会之变，综得失之林，别善败如列眉，烛忠佞如观火，至于军国机宜，华夷扼赛，莫不备举，盖经世之书而非占毕之业。"对于《读史漫录》与《资治通鉴》的比较，当时的山东提刑按察司副使黄体仁为《读史漫录》作序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世岂有当耕莘时如此盟心，若而人肯卑卑浮沈，以取世资己哉！司马温公居洛，作《通鉴》凡百余卷，温公主于纪事，公主于立论，繁简稍异，而抽凤毛，截麟角，词约而切峻。"此后，《读世漫录》没有再发行，直到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才由钦佩此书的学者黄恩彤予以参订并重新刻本出版。黄恩彤（1801～1883） 原名丕范，字一绮江，号石琴。蒋集镇添福庄人。清道光六年（1826）进士，授刑部主事。后升任广东巡抚。黄恩彤在《重刻于文定公〈读史漫录〉序》中写道："少时即闻公有《读史漫录》，颇未之见也。"偶然机会见到此书的旧版本，"窃喜其往往先得我心"，但"独惜原刻雠校未精，间有讹脱漫漶，辄思为之重刊。"于是黄恩彤对旧版"详加批阅，参稽诸史，讹者正之，脱者补之，应注者注之，疑者阙之。间有管见所及，辄为论述，附缀各条下，务与原书互相发明，不敢苟为异同。"如此，《读史漫录》得以重新面世，其史学价值也有所提高，新中国建立后，在此版本基础上此书又有点校本出版。

　　于慎行的《读史漫录》继承了唐宋以来"经世致用"的传统，对历代的存亡多有感而发，北师大博士生廉敏在其论文《于慎行〈读史漫录〉的历史思想》中认为于慎行在史论方面主要突出阐发四个方面的问题："历代治乱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纪纲"；在朝代兴亡的关键时期，有关历史人物及其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民族关系中，应公允地评价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在认识历史的方法上，他着重分析’时势’与’机括’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历史运动的法则。"《读史漫录》能够结合不同朝代的事例来阐述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历史问题，也具有很大启发性。

　　《谷山笔尘》是于慎行的另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他十七年赋闲在家时所作。于慎行为官后期主要是在礼部，先后两次掌詹事府，主要负责天下的礼仪典章等工作，从于慎行所作《太庙祧迁考》可知于慎行对历代典章的制定是驾轻就熟的，这也是于慎行能够写好《谷山笔尘》的一个重要原因。《谷山笔尘》共十八卷，采用杂文笔记体，此书主要记述明朝万历以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财赋、礼乐、释道、边塞诸事以及明代的典故等，为考溯源流，亦多论及明朝以前的诸朝史实。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涉及的有关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人物和事件，多出于作者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对研究明史和明代的社会，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外，书中一些有关如何为官和为人处世的道理，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谷山笔尘》在于慎行生前就曾有抄本流传，万历四十一年（1613），由其门人郭应宠整理付梓出版，与于慎行同为"学为一时之冠的"的冯琦为之题辞："展之，则朝家之典章，人物之权衡，经籍、子史、礼乐、兵刑、以至财赋扼塞之区，耳目睹闻之概，几悉具备，而又综二氏之异同，考四裔之源委，运折衡远而切劘深，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于座侧者。"天启五年（1625），沈域据其家藏抄本刻本再刊，并在新版中为此书作《刻笔尘小引》："是编也，识力议论，传古信今，凿凿不磨，故足润色皇猷，砥砺世道，可秘而笥之不广其传乎？"今本《谷山笔尘》点校本（与《寓圃杂记》合定为一册），为中华书局以万历本作底本，用天启本通校而成。

　　于慎行所著《谷山笔尘》以笔记的形式编成，按所论内容不同分卷，因此此书各卷皆可独立成书，今存《杂记》一卷，考《谷山笔尘》，乃出其卷十五；另有《璅言》一卷（附《梦语》），出于《谷山笔尘》第十六卷。冯琦《笔尘题辞》中曾记载："奈若《璅》、《梦》诸篇，托寄远而劘深，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于座侧者。"这两卷书都为明何伟然辑崇祯二年刊《广快书》本。

　　《词林典故》（附《翰苑须知一卷》提要），作为另一部有关礼仪典章的书籍，由于慎行和其同僚、翰林学士张位合著。此书主要记载明朝的"职掌"和"仪节"，特别是详细记录了明朝的科举考试的程序、官员的选拔与升迁、以及朝廷的祭祀仪式等，成为指导当时人们言行的重要理论书籍，"当时刊版置院中，入馆者，人给一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词林典故》）《词林典故》中论述道："是官者宁淡毋浓、宁朴毋华、宁韬毋炫、宁让毋竞……"非常符合于慎行的为官之道。《词林典故》成书于万历十四年（1586），今收录在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史部"。

　　于慎行为明代著名的史学家，在史学评论方面有较高成就，同样在修史方面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兖州府志》、《东阿县志》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兖州府志》，也是于慎行因"争国本"触怒皇帝乞休在家时主编。古代中国被分为九州，其中山东就有两州，兖州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明代的兖州府包括现今山东省聊城、济宁、菏泽、泰安、临沂和枣庄市共三十余县（市），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搞好兖州的历史，对当时和后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原兖州府通判包大爟曾撰《兖州府志》，于慎行曾为之作序，但此本并不完备，存在诸多不足。此后于慎行受兖州府前后两任知府易登瀛和卢学礼之邀，在原《兖州府志》基础上重新修订、编纂《兖州府志》。于慎行在《兖州府志自序中》记述了编纂过程：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郡侯渤海易公牧兖州三年，政有成绩，命驾及门……故牍以庆，于子对曰：’幸甚郡侯之旬，嘉惠我鲁，以邀福于周公，孔子里士将与其荣，敢不受命？’是年（九月）公陟晋臬以行，卢公下车未几，政通人和，复命驾及门，申前之请，……于子敬对如初，公乃命县令许昌王君延文学四人，使分讨阅；简胥吏四人，使供缮录。于子闭关扫轨，摛管抽芨，取别甬东包公所裒旧志，错采百氏之籍，旁参郡邑之史，探颐补漏，提要钩玄，为 二十八部，析为五十二卷，三越寒暑，乃克成编。卢公受而阅之，因檄钜野博士邝君与明经二人校定锓梓……八月阅而告厥成。"（《兖州府志·自序》）

　　《兖州府志》体例严谨，详细记录了所辖四州二十三县的政区沿革、兵要地志、民俗习惯、风物古迹等情况，其中尤以人物、艺文、圣里、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丰富翔实。它的史料价值不仅高于此前的《兖州府志》，比之后来的清代乾隆年间陈顾主编的《兖州府志》也有许多优长之处，堪称明代方志中的杰作。

　　《兖州府志》刊刻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当时的山东督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尔济为之作序："郡之有志犹之乎国之有史也……春秋以鲁特闻夫子志在春秋，其文则史。兖郡，鲁之故都，吾夫子之乡，而郡志则史之翼也……先生核实于载籍，求逸于野史。芟繁理乱，探牍所幽。其体裁本之迁，固摛词则之左氏，而是非得失，总之折衷春秋，以期不谬于圣人，是故祥而不厌，核而不俚。协而不屈，驰骋古今，囊括百氏，美哉,洋洋乎诚大国之信史也！"于慎行的史学才能和大局观在主编《兖州府志》时得到充分体现，当时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姚思仁在其《〈兖州府志〉序》中却为于慎行惋惜道："独惜宗伯公才钜用微，不能如二三元老朝夕却密阁，不时削笔国史，得与丘明、子长、孟坚三家寤寐一堂然"。礼部右侍郎冯琦在其为之作的序中却有不同的见解："今鲁尤之孔子之鲁也……概见公亦曰：’吾生长于鲁，吾志亦在鲁，使天下读其书，想见先生素王之乡，则作之力也’"。后来，《兖州府志》在国内失传，各图书收藏单位方志书目均未见记载，只有朱士嘉所编的《中国方志综录》中记载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有此书。60年代初，山东巨野发现了此书。几经波折，终于在400多年后的今天，《兖州府志》得以重新面世，成为今人研究明朝山东地方历史的珍贵史料。

　　《东阿县志》是在编撰《兖州府志》之前，于慎行参与主编的一部地方志。明代谷城属于老东阿县，为家乡编一部史书成为于慎行义不容辞的责任。东阿原有县志，经历代重修，日趋完备。万历十年（1582）于慎行、孟一脉据旧志重修《东阿县志》。孟一脉（1539--1623），字淑孔，号连珠。明谷城人。隆庆五年进士，官至南京右通政、右佥都御史。据记载孟一脉"秩满乞归……家居日与素心人于文定商坟典，而亦雅爱佛乘"（清道光《东阿县志》卷十三《乡贤》），共同的爱好和志向很快促使两人在重修《东阿县志》上达成一致。此县志共十二卷，万历十年六月，和于慎行有莫逆之交并与之被人共称为"两鲁生"的贾三近为《东阿县志》作序，序中详细记述了此志的成书过程和体例特点："黎阳朱君德载以进士高等来宰阿……会邑人太史于君可远、柱史孟君淑孔方家居，具良史才，朱君就某之，乃以编摩托二君，而躬率诸文学士为纂集其事。越三月而志告成。始方域，终艺文，……其四表八志，一取材于马迁，而纪事从谈间折衷于左氏，驰骋古今，包罗图史、吏治、民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闳博雅畅，然成一邑全书，视旧所辑录不啻加千倍矣。"此县志现今有影印本流传于世，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作为一位学者，于慎行不但具有很高的史学成就，而且同样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在这方面同样成就斐然，曾经"文学为一时之冠"，可以说是著作等身。叶向高曾对于慎行的文学水平作出过评价："其所纲罗搜抉蕴诸胸中者，益阂深奥衍，不可涯涘。发为文词，皆春容宏丽，深至婉委，于情事曲折无所不尽；而于气格、词理、意象、色泽，无所不工。余尝反复读而论之，以为公之文:就一篇之中，则沈雄归之秦、汉，流畅出之宋、唐，乃其取材于昭明《文选》者为多。若概其生平，则少年之作，以宏富为宗，故近六朝；中岁以后，以骨力为主，故参东西京；至于晚节，则陶洗铅华，自生姿态，又若在昌黎、眉山之间。自非命世词宗，人巧天工，合流骈出，何以有此？於乎盛哉！信著作之大成而熙朝之盛事也。"（《谷城山馆全集序》，今见清道光《东阿县志》卷十八《艺文四》）可以说这是对于慎行文学水平比较客观的评价。

　　于慎行的文学著作，集中收录在《谷城山馆文集》和《谷城山馆诗集》中。《明史》说于慎行"学有原委，贯穿百家"，叶向高也认为"于文，早学六朝，弘丽绵密。晚年乃益近自然，有欧、苏之致。里居日久，四方慕其名，凡碑版志传、赠送诔祝之类，无不欲得公之一言。羔雁填门，公择而应之，常有余力。其诗则服膺李于鳞，骨力气格，大足相方。"（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可见于慎行的文章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于慎行为人老成持重，不求浮华，不务虚名，有古大臣之风，这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有着很好的体现：他的文章极少刻意修饰，文风以朴素见长。清代纪昀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认为明中期以后"文格日卑，学浅者蹈故如常，才高者破律怀度，慎行之文，虽不涉吊诡之习，至于精心结构，灏气流行，终未能与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并据文坛。"纪昀评论于慎行的文章不如诗，因此在《四库全书》中只"录其诗集，而文集则附存目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谷城山馆文集》有两个刻本，一为万历三十五年太学生周时泰受叶向高所托为之刻本，文集成，不久于慎行就去世了。"逝之日，适南都（时周时泰在南京任职）以所梓《谷城山馆集》至，公犹反复披阅，指点讹谬，亟驰一帜遗余。盖此集乃余请以付梓者。嗟夫，宁知公遂以此诀耶！"（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一为万历于纬（于慎行之子）刻本，此集由其门人郭应宠根据周时泰所刻《谷城山馆文集》重新编校而成。《谷城山馆文集》两个版本皆为四十二卷，叶向高为之作序，现《文集》收录在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集部"，北京图书馆藏有于纬刻本。

　　明代中叶以后，诗坛流行拟古主义，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就是最积极的倡导者。他们主张不仅要在内容，而且要在形式上全面复古盛唐。拟古主义虽然对于反对当时的萎靡诗风起了一定作用，但它也使诗坛陷入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歧途。对于这种诗风，于慎行没有盲目附和，而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唐人不为古乐府，是知古乐府也，不效其体而特假其名，以达所欲言。近世一二名作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遗响，则唐人所唾弃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谷城山馆文集》）同时，于慎行还指出："魏晋之于五言，岂非神话？学之则愚矣。何则？意向空洞，模而不敢雕；轨涂整严，制而不敢骋，少则难变，多则易穷。若原本性灵，极命物态，洪纤明灭，毕竟精蕴，唐岂无五言古诗哉？"（同上）不仅如此，于慎行还身体力行，在其诗文创作中明显表现出了与拟古主义不同。于慎行的诗质朴典雅、自饶清韵，绝无拟古之风。这也是纪昀认为他诗歌创作水平高于文学的原因，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赞其诗"务反前规，横开旁径，逞聪明而偭古法，其矫枉而不过直，抑尤难也。"（同上）终其一生，于慎行的诗歌作品大都收录在《谷城山馆诗集》，此集共二十卷，同样也有两个刻本：一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于慎行自刻本；另一版本即为周时泰在万历三十五年的刻本（《文集》与《诗集》合编，共62卷）。

　　我国是一个多名山的国度，在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山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山成为他们家乡的象征物。于慎行也不例外，他的家乡谷城，位于泰山西部支脉谷城山、鱼山、云翠山环绕之间，此处东距五岳独尊的泰山仅有二百余里，这也就难怪他会对泰山情有独钟。于慎行长年罢官在家，心情自然郁闷，游览泰山成为其排遣压抑心情的良药。于慎行把泰山视为家乡，把自己所居住的楼称为"望岳楼"，而且多次以泰山及其支脉命名自己的字号，如"岱畎生"、"石闾主人"、"谷山（谷峰）"、"谷城山下居士"、"（云翠）山中居士"等都曾作为过他的字号，于慎行对泰山感情至深可见一斑。于慎行一生共七次登岱，且多与当时的文人好友同游，除了第一次没有留下诗歌创作，在历次登山中于慎行都创作了大量的赞颂泰山的文章和诗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散文《观日记》、《游三阳观记》、《登泰山记》、《岱畎图经记》，诗歌《登岱》、《泰山绝顶对酒》、《日观峰歌》等。于慎行创作的泰山诗歌是历来最多的，用"我本泰山人"来称他毫不过分。万历二十二年（1594）于慎行将其前五次登山的诗歌搜集整理，辑为《岱畎行吟》，光绪《山东通志》卷一百四十二记载："《岱畎行吟》二卷，于慎行撰"，这部诗集对于研究泰山历史、风俗和泰山文学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此诗集只是抄本流传，今失传。庆幸的是，诗集的大部分内容及后两次登岱作品都保存在了《谷城山馆诗集》中。

　　于慎行曾有一个夙愿：为泰山编一部史志。"行不佞，家于岱畎，盖尝有意斯举而力不能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谷城山馆文集·岱史序》）由于身体的原因及当时政务繁忙，此史志终未能成书，实为一大憾事。

　　除了游览泰山，于慎行还遍游泰山周围诸山及家乡的风景名胜，如"谷邑八景"之中的洪范池、云翠山等地都留下了于慎行的足迹和作品。于慎行把在此期间作的游记于万历十一年（1583）辑为《东游记》，此书一夹一册，现藏于浙江宁波天一阁。（《泰山名人文化·茫茫今古事，欲问岱君灵--于慎行与泰山》）

　　于慎行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著名学者，在中国历史中也应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本文只是对于他的生平、为官生涯进行了初步的考证，对于他的著作和学术成就也只是做了初步的搜集整理和一般评述，但我们已经可以对于慎行的一生可见一斑：耿直一生，从不屈服于任何势力，著作等身。对于慎行的各方面研究才只是个开始，以后还将继续进行。

　　(作者简介：尹怡朋（1980年--），男，山东平阴县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专门史2003级研究生。)